【KK加速器】唐代以后,蜀山是怎么越混越怂的
发布时间:2020-12-11 10:23:33

关于“吕祖”的传说太多,但能够确证的却几乎没有。他可能生于公元798年,并活动于公元9世纪中叶,至于他的身份更是众说纷纭:一方面,他在蜀山派乃至整个道教中都有相当显赫的地位;但另一方面,他还在唐朝政府供职,并在社会底层活动广泛。

在民间的传说中,吕岩,或吕洞宾,始终以普通道士的形象现身,但实际上,他的身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广泛

“吕洞宾有剑术,百余岁而童颜,步履轻快,倾刻数百里,以为神仙……人咸异之。”《宋史·陈抟传》曾有这样的描述,但这段文字背后其实蕴藏了许多被忽略的信息:在当时的信仰和结社中,只有蜀山派同时以剑术和仙术见长,这似乎暗示了它和吕岩之间的固有联系。

但这一点完全不足以解释,吕岩为何被历史悠久的蜀山尊称为“吕祖”——因为“祖”的含义往往是创始人,而在该派历史中,“仙术高强”的成员其实不在少数,而吕岩无论从地位还是身份上,都很难与之相提并论。更耐人寻味的是,他还对佛教有深刻的领悟;而按照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上的记载,他还是基督教在国内传播的早期推动者之一。

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的介绍牌,摄于今天的陕西省,其撰写人正是后来被称为“吕祖”或“吕洞宾”的吕岩,尽管本身是一名蜀山成员,但他也和其它宗教交流广泛

考虑到其大部分生涯都在云游中度过,以及和其它派别的复杂关系,吕岩甚至不配被称为一名合格的“蜀山弟子”,然而,如果把他的活动放更大的背景下,我们得出的结论将完全相反。

如果熟悉蜀山的编年史,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,从李逍遥辞去掌门到吕岩崛起,其记述经历了近百年的中断,而在这段正史几乎空白的时期内,许多隐患却在蜀山上空徘徊不去:

第一个隐患来自内部,李逍遥在下野后显然不愿放弃权力,据残存的记载,这位前掌门依旧是“七圣”评议团的成员,同时在一系列的权力运作下,他不仅将和自己关系密切那名少数民族女子“安排”进了社团的管理层,随后,他还明目张胆地提拔了一位年轻的、王姓邻居。

在1990年代推出的一部电子游戏中,对李逍遥的一系列权力安排,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进行了铺垫和描绘,但按照后续作品中的记述,他的这些运作似乎并不成功

这些都破坏了一个秘密社团赖以存在的基础:比如公平的上升渠道,以及资深成员的平衡和互信,而另一些学者相信,恶化的环境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虽然安史之乱仅限于中国北方,但随着长安陷落,唐朝宫廷也迁入了四川,这就让蜀山派的地位尤其难堪。

因为随中央政府而来的,还有它的统治机构,如密探和军队;更不幸的是,这个朝廷还风雨飘摇,他们开始在四川大肆搜罗兵员和赋税。由此引发的衰败是如此彻底,以至于在20世纪蜀山被重新发现之前,人们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,他们宁愿相信一个颇具浪漫主义的说法:在李逍遥退隐后,这个门派便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,寂寞地守卫着封印妖魔的结界。

但从另一个方面讲,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,我们才能清楚为何吕岩被尊称为“吕祖”:他并非创建了蜀山,而是作为关键人物,帮助这个门派完成了重组。如果分析他的身份和活动,我们不难发现,他不仅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,凭自己的官员身份和社会交际,帮助蜀山取得了朝廷和众多派别的信任;不仅如此,他还留下了《圣德篇》《指玄篇》等著作,在其中,他反思了传统的修炼方法,并抨击了盛极一时的炼丹学。

他认为,由于人体自身的局限,过量服用丹药不仅对修炼毫无帮助,还会打乱体内的经脉平衡;相反,成员在服用丹药之前,最应该做的是长期和坚定的修行。也只有如此,“元气”才能在经脉内有条不紊地循环下去,进而经受住丹药本身的冲击和考验。

这种说法并不具备科学依据,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,然而,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,在此之前,炼丹一直是蜀山“修炼”的一种重要方式:其在蜀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,一代又一代的弟子和掌门相信,这些药物是帮助他们修行和飞升的捷径。

按照台湾学者姚壮宪的研究,仅在李逍遥活动时期,蜀山使用的丹药就超过了13种,它们大多具有刺激神经或者治疗脏器上海的作用。最引人瞩目的一种名为“金蚕王”的昆虫制品,据信在大量服用之后,一名普通青年在修为上也能与掌门齐平。

出现在电子游戏中的、蜀山使用的各种丹药及昆虫制品

这些来路不明的丹药是蜀山神话的一部分,但也给这个秘密结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——考虑到丹药中存在的铅、汞、硫、砷等成分,它们必然会给成员的智力和健康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。从第23代掌门徐长卿,到第26代掌门孤独宇云,如果对这四位掌门的形象进行分析,会发现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:空洞的眼神、寡言少语的性格、冷漠的表情……第27代掌门李逍遥在进入中年之后,其形象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变化,尤其是神情的呆滞程度上。面对这种挑战,改革修炼方法便成了一种必需。

从历史的角度看,吕岩的作用不仅是检讨了蜀山派的修炼方式,还在于重新为这个门派制定了规则:众多历史学家通常将吕岩所在的时期视为一个分水岭,在他之前,对蜀山派的严肃记录基本存在,但夹杂着大量的夸张和神化;而在他之后,关于该派的严肃记录则完全消失了,只剩下了玄幻乃至荒诞的文学演绎。

据信,这幅“一贫”肖像的创作基础就是晚年的李逍遥,可以看到其神情与年轻时的不同:这是其服用含有重金属的丹药之后出现的必然反应

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也许是,在那个话语权被官方垄断的时代,一个更加亲近底层的蜀山注定会被历史所忽略;不仅如此,随着整个派别愈发平民化,掌握读写能力的成员也愈发稀少,只有若干轶事在口耳相传中保存下来,而经历了这个过程后,许多历史线索也因此变得混乱不堪。

毫不奇怪,描绘宋代之后的蜀山便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,因为其中展现的内容,注定只能局限于大环境的变化,而南宋末年,蒙古大军入侵更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:它摧毁了大多数的文献记录,并将四川周边化成了一片荒野。至于明朝的建立,同样没有改变这种悲剧性的状况。更耐人寻味的是,同一时期,在各个具备宗教性质的秘密结社中,只有蜀山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局面。

甚至繁荣的经济都没有成为它的救星。对此,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,固然是其难以被公众接受的最主要原因,但这点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一个问题:同样是提倡避世修炼,也同样追求武功修为,蜀山却和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支派处境截然相反。

对于这一点,必须要从本源上进行分析:蜀山固然拥有自己的教义和神仙体系,但究其本质,其仍是一个武学-哲学爱好者协会,而它要想在一个经济发达的世俗社会长盛不衰,就必须有某些东西以保持吸引力。

它可以是纯粹的物质动机,也可以是虚幻的精神慰藉,但蜀山在这两方面都无法提供,于是在社会生活中被不断边缘化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令它不得不偃旗息鼓的原因:在大一统的君权之下,一个内部组织严密、拥有强大武力的秘密结社,必然会为中央政府所不容。从唐代开始,蜀山便始终试图同朝廷保持良好关系,但对于君主而言,真正需要警惕的,并不是他们是否有造反的动机,而是是否发动叛乱的能力,更为讽刺的是,一部分蜀山派刻意编造的神话,已经在公众新中建立了这样的印象:他们能熟练使用各种绝技,对守卫森严的宫殿和要塞发动精确打击——听到这种描述,恐怕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感到会坐立不安。

《大明律》书影,其中对秘密结社的严格限制,令在宋元易代之际遭遇沉重打击的蜀山进一步一蹶不振

在朱元璋亲自制定的《大明律》中写道:“烧香集众,夜聚晓散,佯修善事,煽惑人民,为首者,绞监候;为从者,各杖一百、流三千里。”类似的严刑峻法从明代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,而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表明,即使训练有素的秘密组织,也注定难以抗衡组织更严密的国家机器,而这种不平衡,又随着火器的使用而加剧了:在明清两代,无数残存的蜀山成员必定见证过这个悲剧性的景象:许多弟子长期修炼的成果,最终不敌对手手中的一杆火器——这意味着,即使在一场公平的打斗中,蜀山的优势也已荡然无存。

 毫不奇怪,当19世纪末,蜀山再次被公众“发现”时,其境况已经面目全非,它已经抛弃了对仙术的追求,并与地下结社和会党沆瀣一气:按照当时文献的记录,与其它地区的结社不同,四川的哥老会大量接受了专业的武术训练,同时,他们还沿用了对“三圣”和吕祖的秘密崇拜,以此来表达对蜀山的缅怀和尊敬。

“还珠楼主”李寿民

对蜀山来说幸运的是,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太久,当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,束缚其发展的因素便不复存在了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扩大影响力的渠道,这就是蓬勃发展的近代出版业。从1932年开始,一部名为《蜀山剑侠传》的小说开始在大江南北同时流行,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化名“还珠楼主”的中年男性。围绕其生平,一直存在许多疑点和争议:1930年代,他就像一颗新星般忽然出现在小说界,无人知晓他从何处学到了如此精深的写作技巧,其生平和活动也很少有严肃资料提及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,他曾多次拜访了地理意义上的“蜀山”,而在他离开时,则肩负起了为这个门派张目的秘密使命。

《蜀山剑侠传》最初在天津著名的《天风报》连载,在随后几年中,共有超过300万字发表,其意义不止在于让公众重新认识了蜀山,还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但抛开种种盛赞不论,其背后仍然能看出蜀山派的自我宣传。

《蜀山剑侠传》,这部作品让民国时期的读者重新认识了蜀山,并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

尤其是在对其成员的描写上,他们不仅能给敌人制造物理、化学、乃至量子力学层面上的伤害,还有了几乎无视地心引力的速度和移动力。这种艺术描写的背后,也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滑稽存在:正如考古发掘和正史记录所见,抛开种种自吹自擂的描述,蜀山的本质,依旧仅仅是一个哲学-武术爱好者协会,在盛况不再的情况下,其成员唯有在回忆中自我沉浸,才能缓解这种极度的焦虑和自卑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,在“还珠楼主”笔下神魔大战抵达高潮的时刻,一场真枪实弹的内战也在四川进行:盘踞川西的军阀刘文辉,以“川人治川”为名反对蒋介石的渗透,而效忠蒋介石的军阀刘湘,则以此为契机向刘文辉宣战。

四川军阀刘文辉,他和刘湘的冲突,终于在1930年代酿成了内战,当时四川人将其生动地形容为“二刘(流)争川”

历史上,战争对秘密结社的影响多半是毁灭性的,但民国时期的混战烈度相对较低——同时,这种形式的战争,还催生了一个利益链条:军阀势力依靠秘密结社监视底层民众;作为交换,秘密结社将得到一部分的特权:比如更大的势力范围,以及对某些“黑色产业”的控制。

在内战时期,宗教力量卷入军阀混战的力量屡见不鲜:民间信仰在张作霖的军队中极为盛行;同时,少林寺的武僧则加入了吴佩孚的部队,并组成了一个超过3000兵力的作战单位。而在这方面,蜀山做得更胜一筹:在一位名叫刘从云的成员策划下,刘湘部下的许多军官都成了蜀山的成员。

四川军阀刘湘,1930年代,“二刘争川”之战中的另一位主角,第21军模范师即在他的授意下组建

刘从云早年接受过私塾教育,随后宣称拜谒了一位“高人”为师,和其它蜀山弟子一样,他也精通各种“道法”和“数术”,后来凭借一系列大胆的预言在四川声名鹊起。

自刘湘往下,所有军官都与刘从云过从甚密,但让他们皈依蜀山不过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。当时,在刘从云脑海中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设想——这就是建立一支自己的作战部队。

由于相信这支军队能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庇护,刘湘不假思索地赞同了他的提案:1932年,第21军模范师成立了,其下属3个旅共9个团,下级军官全部是刘从云的弟子——他们熟悉蜀山道法(尽管已经在流传中遭遇了极大的扭曲),对这门古老哲学抱有极大的自信。

但可悲的是,他们的自信是如此狂热,以至于相信仙术足以战胜西方的枪炮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认为可以通过某种宗教仪式,来让传说中的神明附体。但讽刺的是,正是这样一支作战部队,却装备了新式的步枪和机枪,而不是像传说中历代掌门那样,能通过飞剑在千里之外取仇人首级。

毫不奇怪,这样一支部队注定表现拙劣,他们在内战中登场后便一触即溃,而刘从云的好运也走到了尽头,因为刘湘早已注意到了这位“半仙”居心不轨:在一次失败的夺权尝试(试图撤换刘湘的卫士)后,这位“蜀山高人”不得不从四川狼狈出逃。1953年,他被新成立的人民政权抓获,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,1957年,“末代蜀山掌门”刘从云死于上海监狱。

发生在四川的闹剧也充当了一个标志:在多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,新时代终结了“蜀山”的传说,让后者几乎沦为了一个笑柄:1980年代后,它才随着文艺作品的多元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——至于真实的“蜀山”去了何处,所有人众说纷纭。

就像《犹太贤士议定书》让人联想到“犹太人阴谋”,《达芬奇密码》联想到联想到共济会阴谋一样,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一种说法是:今天“蜀山”仍然存在,并以一种更加诡秘的方式操纵着人们的心灵。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各种电影、小说、电子游戏和长篇肥皂剧中,根据许多女性观众的反映,在观看了和一部反映蜀山的、名为《花X骨》的电视剧后,都出现了花痴、思维中断等现象,其中似乎是施加了某种心理暗示。另一个例子是电子游戏,这些作品对蜀山的美化不言而喻。

  无论上述阴谋是否真的存在,我们仍然要对这个秘密结社的地位做一个公正的评价:事实上,蜀山的衰落就像是亚历山大的图书馆被焚毁,或者圆明园蒙受浩劫一样,是文明史上最惨痛的损失之一。尤其是在西方主导了话语权的今天,就更需要一种东方视角的、对人类生命和灵魂的理解,而抛开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不论,蜀山活动的核心,其实是通过特殊的文化实践,来加深人类对自身的理解,并最大限度地开发身体的潜力——它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过去,更有利于对今天的科学无法理解的现象做出说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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